暴力創傷、憂鬱焦慮與慢性病治療，常常不是分開發生。南非的 HIV 照護現場就是例子：女性若正在承受親密伴侶暴力，回診、服藥、病毒量控制都會變得更困難。這篇研究問了一個務實問題：若把心理與安全支持放進 HIV 照護，病毒抑制會不會改善？

研究刊在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IDS Society。這是一項單盲隨機試驗，納入 399 位正在接受抗反轉錄病毒治療（ART）的南非女性；她們過去 12 個月曾遭遇性或身體暴力，且病毒量未抑制，或過去一年有服藥、回診中斷風險。202 人分到 CETA 諮商，197 人分到對照組。

CETA 是 Common Elements Treatment Approach，以認知行為治療為基礎，可由受訓的非專科工作者提供。研究組安排 8 到 12 次諮商；對照組則收到每週安全簡訊。主要結果是 12 個月時是否達到病毒抑制（≤50 copies/mL），這也需要病人仍留在照護系統中。

主要結果沒有顯示明顯優勢。與對照組相比，CETA 組的「留在照護且病毒抑制」風險差為 -1 個百分點，95% 信賴區間 -11 到 9 個百分點。若只看完成 CETA 的 144 人，結果方向較好，約增加 7 個百分點，但 95% 信賴區間 -3 到 18 個百分點，仍不能排除沒有差異。

限制也很重要。這不是單純心理症狀試驗，而是要改變 HIV 結局；親密伴侶暴力、貧窮、交通、照護可近性，都可能稀釋介入效果。完成 8 到 12 次諮商本身也不容易，因此「有沒有完成」可能比「有沒有被分派」更接近臨床現實。

一個人在心理危機中被送到服務入口，接下來常是評估、轉介、等候、換團隊。芬蘭發展出的「開放式對話」（Open Dialogue）想把順序改掉：盡早把當事人、家人或重要他人、固定工作者一起放進同一個會談裡，讓危機不只由個人扛。

這篇刊在 The Lancet Psychiatry 的 ODDESSI 試驗，是英格蘭 5 個 NHS 信託的多中心群聚隨機試驗。研究以基層診所服務區形成 30 個群聚，納入 494 位 18 歲以上、因心理健康危機進入社區服務的成人；271 人在開放式對話組，223 人在一般治療組，追蹤 2 年。

主要結果是「指標危機初次恢復後，到第一次復發的時間」。結果沒有達到顯著差異：邊際危險比 HR 0.95，95% 信賴區間 0.67–1.32。換句話說，若只問它能不能延後第一次復發，這個試驗沒有證明優於英格蘭既有的功能團隊照護。

但次要結果有訊號。開放式對話組的精神科急性住院、再次轉介到危機照護或次級心理衛生服務的機率較低；當事人自評復元、健康相關生活品質與服務滿意度也較好。社交網絡的品質與大小則沒有明顯差異。嚴重不良事件共 386 件，研究者判定 97% 與介入無關。

限制要放在前面看：這是服務模式試驗，不是單一藥物；執行品質、團隊訓練、地方服務資源都會影響效果。研究也在英國 NHS 脈絡下完成，未必能直接搬到台灣。主要結果陰性，代表不能把開放式對話說成「防復發特效」。

嚴重精神疾病患者的平均壽命較短，主要差距常不是精神症狀本身，而是心血管疾病、糖尿病、肥胖、抽菸與醫療可近性的累積。這篇 JAMA Psychiatry 研究問了一個很臨床的問題：如果已有第二型糖尿病或代謝風險，開始使用 GLP-1 受體促效劑，和另一類常用降糖藥 SGLT2 抑制劑相比，死亡與心血管事件是否不同？

研究使用 TriNetX 跨國電子病歷網絡，做「目標試驗模擬」：模擬新使用者開始用 GLP-1 RA 或 SGLT2 抑制劑後的追蹤結果，並用傾向分數配對降低組間差異。配對後共有 1,528,230 名成人、764,115 對；其中嚴重精神疾病組有 195,184 對，包含思覺失調症、雙相情緒障礙、重鬱症等族群。主要結局是 4 年全死因死亡，另看 1 年死亡與 3 點、5 點主要心血管事件。

結果顯示，GLP-1 RA 起始治療和較低死亡風險相關：4 年全死因死亡 HR 0.76，95% CI 0.74–0.78，絕對風險差 -1.54 個百分點。在嚴重精神疾病族群，1 年死亡率為 GLP-1 RA 1.46%，SGLT2 抑制劑 2.84%，RR 0.52，絕對差 -1.38 個百分點。若限於嚴重精神疾病合併第二型糖尿病者，Semaglutide 相較 SGLT2 抑制劑也與較低 3 點主要心血管事件相關，HR 0.77。

這不是在說 GLP-1 藥物可以「治療精神疾病」，也不是每位病人都該改藥。它提醒的是：精神科照護不能只停在症狀穩定。對長期使用抗精神病藥、已有肥胖、糖尿病或心血管風險的患者，門診應把體重、腰圍、血壓、血糖、血脂、抽菸與運動一起放進治療計畫。台灣臨床上，這也牽涉健保給付、內分泌科與心臟科共照，以及病人能否長期負擔副作用與費用。

限制要講清楚。這是電子病歷觀察性研究，不是隨機分派；即使用傾向分數配對，仍可能有殘餘混淆，例如醫師為何選某類藥、糖尿病嚴重度、體重變化、追蹤密度與生活型態差異。研究資料來自 TriNetX，診斷與用藥紀錄也取決於病歷品質。作者因此強調，結果需要前瞻性隨機試驗確認。臨床意義比較保守：嚴重精神疾病患者的心血管預防值得更積極，GLP-1 RA 可能是其中一個需要認真研究與共照評估的選項。

思覺失調症減藥後復發：不是每個人都同一種速度

抗精神病藥可以降低思覺失調症復發，但長期使用也可能帶來體重、代謝、泌乳素、錐體外症狀等負擔。臨床上最難的是：病人穩定一段時間後，能不能減藥？若停藥後很快惡化，是「停藥反彈」，還是本來就比較容易復發？

這篇《The Lancet Psychiatry》研究，用 Yale Open Data Access 資料庫中的 5 個隨機、雙盲、安慰劑對照復發預防試驗，重新分析 paliperidone（包含長效針劑與口服）個別受試者資料。研究納入已接受抗精神病藥超過 3 個月、病情穩定後被分派為繼續治療或停藥／安慰劑的思覺失調症或思覺失調情感障礙患者；分析焦點放在「後來復發者」的 PANSS 症狀變化軌跡。

結果看到兩種復發路徑：快速復發與延遲復發。長效針劑試驗有 271 位復發者，口服試驗有 146 位復發者。快速復發在停藥組並沒有明顯比較多：長效針劑停藥組 39/197（20%），繼續治療組 8/74（11%），p=0.12；口服試驗停藥組 29/108（27%），繼續治療組 10/38（26%），p=0.95。也就是說，快速惡化不一定能簡單解釋成藥物停掉後的藥理性反彈。

比較穩定的線索反而是「基線症狀嚴重度」：快速復發者在起點的 PANSS 分數較高（p<0.001），復發當下症狀也較重。這提醒臨床減藥不該只問「穩定多久」，也要看仍殘留多少陽性、陰性、焦慮憂鬱與整體功能症狀。

親近的人過世後，悲傷本來就需要時間。臨床上比較需要留意的是：悲傷持續卡住生活，睡眠變差、工作停擺、反覆迴避與死者相關的地方，或長期被罪惡感壓住。這篇 European Journal of Psychotraumatology 的系統性回顧與探索性統合分析，把焦點放在較少出現在國際證據主流的地區，整理喪親後心理介入是否仍然有幫助。

研究團隊搜尋 Web of Science、APA PsycInfo、Scopus，並補查參考文獻，納入 14 項隨機對照試驗，共 1122 位喪親者。這些研究的共同點，是針對親近者死亡後的悲傷反應設計介入；有些失落來得突然，或帶有創傷性質。介入內容、次數、帶領者與對照組各不相同，所以作者把結果稱為探索性分析，適合用來看整體方向，還不能當成某一套標準療法的定論。

主要結果相當清楚：和控制條件相比，悲傷介入可降低悲傷症狀，整體效果量 SMD 為 -0.74，95% 信賴區間 -1.01 到 -0.47，屬於中到大的效果。用白話說，接受介入者的悲傷症狀平均下降幅度，比對照組更明顯。研究也報告高異質性，I² 為 77%，表示各研究之間差異很大；作者沒有找到穩定的次群組差異，還無法判斷哪一種失落、哪一種介入型態最有效。

對台灣讀者來說，這篇研究有兩個實用提醒。第一，悲傷不等於疾病，喪親者需要的常是陪伴、儀式、家人支持與時間。第二，當悲傷已經壓到日常功能，心理介入可以成為選項，而不必等到「撐不下去」才求助。台灣家庭常把喪禮、照顧責任、長輩期待與遺產事務放在同一段時間處理，門診評估時可具體問：最近睡多久、是否能上班、是否一直避開談到逝者、是否反覆責怪自己。

限制也很重要。14 項試驗、1122 人的證據量有限；研究地區、文化背景、量表與追蹤時間差異大，高異質性代表結果不能直接套用到每位個案。論文留下的下一步，是在更多文化脈絡中做設計嚴謹的隨機試驗，並區分哪些喪親者需要低強度支持，哪些人需要結構化治療。臨床上可先從功能受損、持續痛苦、創傷性失落與社會支持不足幾個面向來判斷。

心理治療不一定只靠說話：英國青年談創意藝術治療

有些年輕人走進心理衛生服務時，最難的不是「沒有問題」，而是很難用診間熟悉的語言把痛苦說清楚。《BMJ Mental Health》一項英國質性研究，把焦點放在 16 到 24 歲黑人青年，以及照護他們的 NHS 臨床人員：創意藝術治療，能不能成為比較容易靠近的入口？

研究在英格蘭 5 個 NHS Trust 進行，訪談 20 位有心理健康挑戰的黑人青年服務使用者，以及 15 位臨床人員。研究團隊共舉行 10 場線上焦點團體，每場約 45 到 60 分鐘，之後用主題分析整理逐字稿。這不是評估療效大小的隨機試驗，而是問：「對誰有意義？卡在哪裡？為什麼可能有幫助？」

結果整理出 5 個主題。第一，創意藝術可以承載情緒修復、身分認同與主體感；第二，真正落地會遇到經費、轉介、污名與服務量能限制；第三，部分青年對臨床場域有距離感或不信任；第四，透過音樂、藝術、舞蹈或戲劇，有人第一次感覺到治療不只是被問問題；第五，創意表達可能成為文化與照護之間的橋。

這篇研究的重點，不是說創意藝術治療可以取代心理治療或藥物治療。比較精準的說法是：對某些青年，尤其在語言、文化經驗、污名與信任都會影響求助時，非語言、可共同創作的治療形式，可能讓人比較願意留下來。

嚴重精神疾病後，身體慢性病會更早累積

思覺失調症或雙相情緒障礙的照護，常被切成「精神症狀」與「身體疾病」兩邊。但《The Lancet Psychiatry》一項澳洲昆士蘭全州醫院資料研究提醒：身體慢性病不是晚年才開始追的事，可能在很年輕時就已經加速累積。

研究團隊使用 2000 到 2023 年昆士蘭醫院登錄資料，納入 30,189 位曾有思覺失調症光譜或雙相情緒障礙診斷者，並以年齡、性別配對 148,476 位沒有這些診斷的住院比較組。主要結果不是單一疾病，而是「有幾個身體系統出現慢性病」，例如心血管、代謝、呼吸、腎臟等系統。

結果很一致。和比較組相比，嚴重精神疾病組發生至少 1 個身體系統慢性病的調整後風險比為 1.85；至少 2 個系統為 2.25；至少 3 個系統為 2.65；至少 4 個系統為 2.93；至少 5 個系統則升到 3.16。也就是說，疾病系統數越多，兩組差距越大。

特別需要注意的是年輕族群。研究提到，25 歲以下女性若已有思覺失調症光譜或雙相情緒障礙，發生至少 5 個身體系統慢性病的調整後風險比最高，達 9.24。這不是說每個人都會變成多重共病，而是提醒臨床不能等到中年才開始量血壓、血糖、血脂、體重與生活型態風險。

GLP-1 類減重藥（如 semaglutide、tirzepatide）變得很常見後，精神科門診會遇到一個新問題：對有飲食疾患病史的人，這些藥到底是治療的一部分，還是可能被拿來加重限制飲食、催吐或過度減重？

這篇 JAMA Psychiatry 研究不是大型臨床試驗，而是美國線上橫斷面調查。研究團隊在 2025 年 12 月到 2026 年 1 月收集 436 位有飲食疾患者資料；平均年齡 34.1 歲，408 位為女性，88.5% 為白人。主要診斷包括厭食症 27.2%、暴食症 18.0%、非典型厭食症 11.7%、ARFID 6.6%，另有 18% 自述已緩解。

結果值得臨床警覺：34.2% 曾使用 GLP-1 受體促效劑；9.9% 曾使用調劑或複方 GLP-1 產品；10.1% 曾有「誤用」行為。研究中的誤用包含超過處方劑量、提前加量、用得比醫囑更久、拆解或改動注射裝置、與他人分享藥物等。曾使用者常見副作用包括食慾下降 81.4%、噁心 65.7%、腹瀉或便祕 56.4%。

這些數字不能推論「GLP-1 會造成飲食疾患」，也不能代表所有族群。限制很明顯：線上自填問卷、樣本以女性與白人為主、目前是期中分析，且誤用與副作用都靠自我回報。不過，它提醒臨床現場：問「有沒有在用」不夠，還要問來源、劑量、加量速度、是否共用、是否因體重焦慮而自行改藥。

對台灣讀者來說，重點不是把 GLP-1 污名化。這類藥在糖尿病與肥胖治療有其位置；真正需要補上的，是處方前詢問飲食疾患病史、追蹤體重下降速度、身體症狀與飲食行為變化。若病人已有厭食、暴食、催吐或強烈體型焦慮，減重藥不該只是體重管理問題，而是身心一起評估的處方。

懷孕期間有鴉片類使用障礙（opioid use disorder, OUD）時，Buprenorphine 或 Methadone 不是「意志力」問題，而是能降低戒斷、復用與過量風險的標準治療。這篇 JAMA Psychiatry 研究問的是另一件事：開始治療後，誰比較容易在孕期或產後被系統漏接？

研究團隊使用美國全國 Medicaid 2010–2018 年資料，納入 8,572 次有 OUD 診斷、且在估計末次月經後 240 天內開始 Buprenorphine（5,482 人）或 Methadone（3,090 人）的活產懷孕。治療中斷定義為最後一次處方天數或 Methadone 給藥紀錄後，出現至少 60 天缺口；追蹤從開始治療到孕期結束，並延伸到產後 1 年。

數字最清楚的是 Buprenorphine。起始治療 180 天後，黑人孕婦有 45.0% 中斷治療，白人孕婦為 27.0%。調整年齡、共病與其他特徵後，黑人孕婦在孕期中斷 Buprenorphine 的風險較白人高 69%（AHR 1.69，95% CI 1.32–2.16）；追蹤到產後 1 年仍高 51%（AHR 1.51，95% CI 1.28–1.77）。

Methadone 的差距較小。180 天中斷比例為黑人 26.8%、白人 23.0%；孕期調整後差異未達統計顯著（AHR 1.17，95% CI 0.86–1.59），但追蹤到產後 1 年，黑人患者中斷風險仍較高（AHR 1.22，95% CI 1.03–1.44）。

臨床上，這篇文章的重點不是說哪一種藥比較差，而是提醒「治療可近性」會長成不同樣子。Buprenorphine 常透過門診處方與社區藥局取得；Methadone 多在鴉片治療機構給藥。交通、藥局供應、保險核准、汙名、產科與成癮治療的交接，都可能讓同一個處方變成不同族群的治療缺口。

雙相情緒障礙的躁期，常被家屬形容成「停不下來」：想法快、花錢快、決定也快。這篇 JAMA Psychiatry 研究沒有要做診斷工具，而是追問一個較細的問題：躁期風險裡，「獎賞特別吸引人」和「忍不住立刻選」，在大腦裡是不是同一件事？

研究團隊在美國匹茲堡招募兩組 18 到 30 歲、躁期或輕躁期風險程度不同的成年人，共 228 人；主樣本 142 人，複製樣本 86 人。研究排除已診斷雙相情緒障礙、主要精神病、近期物質使用障礙、明顯神經疾病與不適合磁振造影的人。參與者接受功能性磁振造影（fMRI）的獎賞期待作業，也做延遲折扣測驗：同樣是錢，你願不願意等久一點拿更多，或想現在拿較少。

結果先確認兩個腦區都和躁期／輕躁期風險有關。左腹外側前額葉（L-vlPFC）獎賞期待反應越高，躁期風險分數越高；前輔助運動區（pre-SMA）也有同樣方向。接著，兩者指向不同的行為面向。L-vlPFC 反應較高，和「延遲折扣較低」有關，代表較能看見較大但較晚的獎賞價值；主樣本 β=-0.305，複製樣本 β=-0.704。pre-SMA 反應較高，在主樣本中連到「延遲折扣較高」（β=0.521），比較像衝動式決策。憂鬱症狀較重時，pre-SMA 與衝動決策的連結會變弱。

臨床意義不是「掃一次 MRI 就知道誰會躁症」。這是橫斷式、年輕成人、小樣本機轉研究，不能證明因果，也不適合拿來篩檢；研究對象也還沒有雙相情緒障礙診斷，不能直接推論到所有患者。它比較像提醒：雙相風險不只是一個總分。有些人是對獎賞非常敏感，有些人是決策煞車較弱，兩者在生活中都可能表現為冒險與過度投入。

對台灣門診來說，這篇研究有一個實用提醒。追蹤疑似輕躁或躁期時，若能具體問近期花費、投資、性風險、熬夜計畫、突然換工作、衝動承諾，以及「當下覺得很值得」的理由，會比只問「心情有沒有太好」更貼近生活。家屬也可少一點道德化責備：躁期前後的衝動決策，不一定只是個性或不成熟；它可能牽涉獎賞系統與行動控制的變化。真正實用的做法，仍是及早辨認睡眠減少、活動量增加、花費失控與風險行為，必要時回診調整治療。

美國最新全國調查提醒：大麻成癮問題正在變多，而且不只發生在年輕人。

這篇發表於 JAMA Psychiatry 的研究，分析 2021 到 2024 年美國 National Survey on Drug Use and Health，共 186,823 名成人。研究者用 DSM-5 標準估計過去一年酒精使用障礙（AUD）與大麻使用障礙（CUD）的盛行率與嚴重度，並分年齡、性別比較趨勢。

結果很清楚：CUD 在男女都上升。男性過去一年 CUD 從 7.3% 增至 9.3%；女性從 4.5% 增至 5.6%。中重度 CUD 也增加，男性從 3.1% 到 4.1%，女性從 1.7% 到 2.5%。女性若已符合 CUD，中重度比例從 37.0% 升到 45.0%。相較之下，中重度 AUD 在多數性別與年齡分組大致持平，只有部分年輕男性下降。

臨床上，這份資料不該被讀成「酒精不重要」。酒精仍是重大公共衛生問題。它更像是在提醒：當大麻產品更容易取得、THC 濃度更高、社會風險感下降時，「大麻不太會成癮」這句話已經不夠安全。門診若遇到睡眠、焦慮、注意力、情緒波動或學業工作退步，詢問大麻使用頻率、戒不掉的感覺、耐受性與功能影響，會比只問「有沒有用」更有幫助。

限制也要放在前面。這是橫斷式調查，靠自我回報，不能直接證明大麻政策或產品 potency 造成 CUD 上升；2021–2024 也包含疫情後生活型態變化。研究對象在美國，不能直接套到台灣。不過它提供一個很實用的訊號：成癮風險要早期篩檢，尤其是頻繁使用者、年輕成人，以及過去以為風險較低的中年與女性族群。

思覺失調症急性住院後，最怕的是短時間內又惡化、再住院。瑞典這篇 Acta Psychiatrica Scandinavica 研究，問了一個臨床上常被低估的問題：住院期間合併電痙攣治療（ECT），會不會讓病人出院後穩定得久一點？

研究使用瑞典全國登錄資料，納入 2011 到 2020 年間曾因思覺失調症住院、而且同一個人有「接受 ECT 的住院」也有「未接受 ECT 的住院」紀錄者，共 351 人。這種設計讓每位病人部分作為自己的對照，可減少固定個人差異的干擾，但仍不是隨機試驗。

主要結果是出院後再次精神科住院或自殺的時間。和未接受 ECT 的住院相比，接受 ECT 後 30 天內事件風險較低，危險比 0.66；90 天為 0.70；180 天為 0.68；1 年為 0.77。換句話說，這群病人在 ECT 後的復發或再住院時間較晚，效果在半年內最明顯，1 年仍可看到差異。

研究也看了「維持性 ECT」。只有 15 人在急性療程後繼續接受維持性 ECT，樣本很小；但結果顯示 90 天危險比 0.13、180 天 0.26，代表可能更能延後再住院或自殺。不過這一段不能過度解讀，因為會被醫師選擇病人、病情嚴重度、藥物調整與家庭支持等因素影響。

對台灣讀者來說，這篇研究的重點不是把 ECT 說成第一線或萬靈丹，而是提醒：對藥物反應不足、反覆住院、合併緊張症或高風險症狀的思覺失調症病人，ECT 可能是值得討論的輔助選項。限制包括登錄資料無法完全掌握症狀嚴重度、用藥細節與治療選擇原因；研究來自瑞典，醫療制度也不同。下一步仍需要更細的臨床資料，找出哪些病人最可能受益、維持性 ECT 應該做到多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