孩子的精神科診斷變多，代表孩子真的病得更多嗎？一項丹麥全國研究追蹤 1994 至 2023 年資料，答案是：診斷數確實大幅增加，但不能直接把它等同於疾病盛行率暴增。
研究納入 1976 年後出生的丹麥人，從 1994 年追蹤到第一次精神疾病診斷、18 歲、移居、死亡或 2023 年 6 月底。研究者比較不同出生世代在 18 歲前首次獲得醫院精神科診斷的累積發生率，並以年齡與性別分層。
30 年間共有 193,354 名兒童與青少年獲診斷。女生在 18 歲前的累積診斷率，從較早世代的 1.46% 升至 14.56%；男生從 1.22% 升至 14.77%。這是醫療體系看見、評估並記錄到的診斷，並非社區中所有症狀的比例。
成人 ADHD 想開始用藥，卡住的常不只是診斷，還有誰能開立、在哪裡追蹤。法國一項全國研究顯示，放寬哌甲酯（methylphenidate）起始治療限制後，成人領藥量很快增加；這是一堂關於「可近性」如何改變治療現場的課。
研究使用法國國家健康資料庫，納入 2015 年 1 月至 2024 年 12 月間至少領過一次哌甲酯的 195,393 名 18 歲以上成人。研究者以每週、依人口校正的領藥率做中斷時間序列分析，比較 2021 年 11 月法規改革前後；改革前，成人領藥量每週約增加 0.2%。
改革當下，領藥率立即上升 10.9%；之後的成長速度約為每週 0.7%，而且主要來自新開始治療的人，不只是原有病人續領。男女都看得到相似變化；由精神科醫師開立的部分，立即上升幅度更大。法規原先要求由醫院專科醫師啟動，成人適應症也受到限制；改革在 2021 至 2023 年間逐步放寬。
暴食後再催吐、嚴格節食，常讓患者覺得失控又羞愧。最新跨國研究看到，神經性暴食症的腦部差異很小，卻集中在獎賞、身體感受與控制行為相關區域；它提醒我們：症狀不是意志力薄弱，也不能用一張腦部掃描診斷。
研究團隊納入 ENIGMA 飲食疾患工作組 13 個國際據點、17 個世代，共 369 位神經性暴食症女性與 417 位健康對照者；平均年齡 23.6 歲。所有 MRI 都用同一套流程量測皮質厚度、表面積與皮質下體積，再做前瞻性統合分析。
和對照組相比，患者的伏隔核體積較小（Cohen’s d −0.20，95% CI −0.34 至 −0.06）；上顳回與橫顳皮質表面積也較小（d 分別為 −0.26、−0.24）。這些差異即使校正 BMI、病程、憂鬱症狀、精神科用藥與催吐行為後仍多半存在。
精神疾病史會不會讓人在監所裡更容易被單獨監禁？挪威一項全國登錄研究的答案是：關聯明顯，而且最值得注意的是安全監禁室與紀律性隔離。
研究串接挪威 2015–2022 年監所、醫療、死亡與人口登錄資料，納入 35,210 人、51,502 次入監；以入監前 5 年內是否有精神疾病診斷，追蹤是否經歷單獨監禁及其型態。這不是隨機試驗，因此只能看出關聯，不能說診斷本身造成隔離。
有精神疾病診斷史者 18,315 人，其中 30.8% 曾經歷任何單獨監禁；沒有診斷史的 16,895 人則為 21.3%。校正年齡、性別等因素後，前者經歷任何單獨監禁的勝算為 1.77 倍；被安排進安全監禁室的勝算達 4.28 倍。紀律性隔離日數的調整後比率是 3.84 倍，自行要求隔離日數是 2.46 倍。
孩子或成人開始 ADHD 藥物前後，家人常會擔心自傷會不會被藥物推高。一項納入台灣在內五地資料的研究指出：風險最高的時間，反而是開始治療前 90 天；這提醒門診要把評估與安全計畫提前，而不是把危險全歸到藥物。
研究者串連香港、紐西蘭、南韓、台灣與英國的常規醫療資料，找出 2001–2020 年間曾開始 ADHD 藥物、且有自傷紀錄的人。共 461,024 名至少開過一次藥，其中 6,847 人在觀察期首次自傷。設計採「自我對照病例系列」：同一個人在不同時段和自己比較，減少人格、家庭背景等不隨時間變動因素的干擾。研究分成起藥前 90 天、起藥後首 90 天，以及後續治療期，和未暴露期比較。
合併五地結果顯示，起藥前 90 天的自傷發生率比是 2.58（95% 信賴區間 2.12–3.13）；起藥後首 90 天為 1.78（1.23–2.57），後續治療期為 1.27（1.01–1.60）。各地資料庫方向一致。這種時間順序不支持 ADHD 藥物是自傷風險升高的主要推手；較可能的情況是，症狀惡化、衝動、共病憂鬱或生活危機促使人先來就醫、接著才開始用藥。
思覺失調症穩定後，若仍很難和人相處、回到工作或維持日常節奏，除了藥物，談話治療有沒有位置？《刺胳針精神醫學》一項德國隨機試驗發現，針對人際脆弱度調整過的心理動力治療，加上原有照護，兩年後的社會功能優於單做原有照護。
研究在柏林一所大學精神科醫院進行，納入 130 位 18–64 歲、診斷為思覺失調症或情感性思覺失調症的門診患者；65 人分到「改良式思覺失調症心理動力治療」（MPP-S）加原有照護，64 人維持原有照護。MPP-S 是有手冊的治療，至少 30 次，著重辨識人際關係裡的威脅感、退縮與情緒反應；評估者不知道分組。主要結果是日常活動與社會參與限制，追蹤到 24 與 36 個月。
以意向治療分析計算，24 個月時，治療組的功能限制分數比對照組低 3.45 分（95% 信賴區間 −5.51 至 −1.40；P＝0.0011）；36 個月差距為 −4.07 分（−6.19 至 −1.94；P＝0.0002）。分數較低代表活動與參與受限較少。兩組不良事件頻率相近；研究記錄 3 件嚴重事件，包括兩例自殺死亡，但其中治療組個案尚未開始治療，不能把這些個案用來判定治療造成風險。
抽血能不能更早幫助辨識精神病？最新研究發現，早期精神病患者血清中的血管收縮素轉化酶（ACE）蛋白較低；但這仍是研究線索，離診間可用的檢驗還有一段路。
《JAMA Psychiatry》研究納入 200 人，平均 22.8 歲：122 位是在發病 2 年內的早期精神病患者，78 位健康對照者。研究者測量血清、腦脊髓液的 ACE 蛋白濃度與酵素活性，也比對思覺失調症的遺傳風險分數。這是橫斷研究，描述兩組在同一時間點的差異，不能證明 ACE 改變造成精神病。
患者的 ACE 蛋白在腦脊髓液較低（Cohen’s d＝−1.16，P＝.005），血清也較低（d＝−0.92，P＜.001）；兩種檢體的數值有中度相關（r＝0.34）。治療反應較差的患者，血清 ACE 也更低（d＝−0.50，P＝.03）。不過，ACE 的傳統酵素活性在患者與治療反應不同的族群間沒有相應差異；研究測到的是蛋白量的訊號，並非一個已驗證的診斷門檻。
精神疾病的家族風險，常被簡化成「遺傳」。一篇丹麥全國研究提醒：父母之間的診斷也比隨機配對更常相似；這會讓下一代家族風險的估計看起來更高，但不能拿來預測某個孩子必然生病。
《JAMA Psychiatry》研究連結 1969 至 2017 年出生的 4,244,585 名丹麥居民、549,541 對父母與 822,209 名子女的全國登錄資料。研究者比較真實世界的父母配對，與假設伴侶完全隨機配對的情境；不是追蹤一項治療的效果。
所有精神疾病合計，父母診斷的相關係數為 0.28；同一疾病中，思覺失調症最高（r=0.38），神經性厭食症最低（r=0.11）。不同疾病之間也有 0.01 至 0.26 的相關。身體疾病的父母相似度較低（0.03–0.14），且多可由共病的精神疾病解釋。
雙相情緒障礙的回診裡，最常卡住的不一定是「藥有沒有開對」，而是病人能不能穩定吃到藥。這篇《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》把長效針劑抗精神病藥（LAIA）和口服抗精神病藥放在同一位病人身上比較，問一個很臨床的問題：換成長效針劑期間，急診與復發住院會不會少一點？
研究使用香港 2004–2023 年電子病歷，設計為自我對照病例序列。全資料庫有 17,841 位雙相情緒障礙患者，其中 2,086 人（11.7%）曾同時在不同期間使用長效針劑與口服抗精神病藥；研究團隊比較同一個人處於兩種治療期間的醫療利用、復發與安全性。
結果偏向支持長效針劑。相較口服期間，長效針劑期間全因急診較少（aIRR 0.85，95% CI 0.81–0.89）、全因住院較少（0.79，0.73–0.85）、精神科住院更低（0.67，0.61–0.74）。若看情緒復發，躁期住院降到約一半（0.51，0.44–0.59），混合期住院也較低（0.31，0.14–0.66）；但憂鬱期住院沒有達顯著差異（1.34，0.94–1.93）。
副作用不能略過。開始長效針劑後，錐體外症狀在初期較高（aIRR 2.95，95% CI 1.40–6.22），但超過 90 天後差異不再顯著。這提醒臨床上若改用針劑，前幾個月要主動問僵硬、坐立難安、顫抖等症狀，而不是只看住院有沒有下降。
限制也很清楚：這不是隨機試驗，只納入曾用過兩種劑型的人；香港醫療與台灣仍有差異，病情嚴重度、家屬支持、回診可近性也可能隨時間改變。臨床意義不是「雙相都該打針」，而是對反覆躁期復發、漏服藥、家屬長期擔心的病人，長效針劑可以成為共同決策選項。下一步需要知道的是哪些亞群最受益、如何降低起始期副作用，以及台灣門診如何讓選擇不被污名化。
睡不好常被當成「年紀大了」的小麻煩。這篇《The Lancet Healthy Longevity》研究把問題問得更身體一點：如果把失眠治好，血液中的表觀遺傳老化指標會不會也慢下來？
研究是單中心隨機試驗的次分析。研究團隊納入 92 位 60 歲以上、符合 DSM-IV 失眠症診斷，且有治療前與 20–39 個月後血液檢體的長者。47 人接受 8 週失眠認知行為治療（CBT-I），45 人接受睡眠教育治療（SET）作為主動對照；兩組平均年齡約 69.5 歲。
結果有兩個重點。第一，CBT-I 組治療後完全緩解比例較高：34%（16/47），對照組為 13%（6/45）。第二，用 DNA 甲基化估算的 DunedinPACE 顯示，CBT-I 組生物老化速度較慢，差異為 -0.02（95% CI -0.04 到 -0.01，FDR 校正 p=0.03）。另外兩個時鐘 GrimAge 與 PCPhenoAge 方向相同，但未達統計顯著。
這不表示做完 CBT-I 就能「抗老」。研究樣本不到百人、是次分析，受試者來自洛杉磯單一中心；表觀遺傳時鐘也不是臨床上可直接拿來判斷個人老化速度的檢查。追蹤時間雖到 2 年左右，仍需要更大、更多族群的試驗確認。
臨床上，這篇的價值是把失眠從「忍一下」拉回健康照護。台灣很多長輩會先靠安眠藥或保健品，卻未必接觸過 CBT-I。若睡眠困擾已影響白天精神、情緒或慢性病管理，規律評估、調整睡眠行為與必要時轉介心理治療，可能比單純追求睡更久更實際。下一步要知道的是：哪些長者最能受益、效果能維持多久，以及在一般門診如何把 CBT-I 做得可近用。
青少年已經有焦慮、憂鬱症狀，但還不到正式診斷時，學校或社區能不能先做一點事？這篇 2026 年《Psychological Medicine》研究，給了一個務實答案：有結構的團體介入可能有幫助，但不一定是某一套治療「獨贏」。
研究是多中心、兩組隨機對照試驗，收案 676 名 12–18 歲青少年，平均 13.77 歲，72.6% 為女性。研究把 Unified Protocol for Adolescents（UP-A，青少年跨診斷情緒治療）和一套標準化漸進式放鬆訓練相比；UP-A 組 378 人，對照組 298 人。主要追蹤自評憂鬱與焦慮症狀，評估到介入後、6 個月與 12 個月。
結果有兩個重點。第一，兩組的憂鬱與焦慮症狀都隨時間下降，而且多數改善維持到 6 個月與 12 個月；約 78% 參與者出席超過 70% 課程，代表這種團體形式在真實場域有一定可行性。第二，主要結果沒有看到 UP-A 明顯勝過漸進式放鬆。到 12 個月時，UP-A 在憂鬱症狀與神經質傾向只有邊緣較低；但在過動、行為問題與整體心理困難分數上，UP-A 有較好的效果。
這對台灣家長和學校輔導的意思，不是「焦慮憂鬱靠放鬆就好」，也不是把孩子都送進治療。比較合理的解讀是：在症狀還輕、功能還能維持時，規律、可執行、由受訓人員帶領的團體課程，可能是一個低門檻入口。若孩子已有自傷、拒學、物質使用、明顯失眠或症狀快速惡化，仍應盡快由兒少精神科或臨床心理專業評估。
限制也要看清楚。這是青少年次臨床症狀族群，不等同於已診斷重度憂鬱症或焦慮症；主要指標沒有顯示 UP-A 優於主動對照，效果可能來自規律接觸、團體支持、技巧練習與被看見的經驗。研究地點與教育系統也未必能直接套用到台灣。臨床上，它支持的是「早期、分階段、可近用」的照護，而不是用校園方案取代醫療。
孩子放學後悶悶的、晚上睡不好，家長常先想到功課、手機、同儕壓力。這篇《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》研究把焦點放到一個更日常的因素：白天照到多少光。
研究團隊追蹤中國滁州兩所國小 932 名 7–11 歲兒童。孩子連續 5 天配戴光照感測器，研究者分別計算平日與週末、光照強度達 250、500、1000 lux 以上的累積時間；憂鬱與焦慮症狀則在基線由家長評估，19 個月後由孩子自評。分析時也調整人口學、行為因素與基線症狀。
主要結果很生活化：平日白天光照越多，19 個月後憂鬱症狀分數越低，達臨床升高憂鬱症狀的機率也較低。焦慮也有類似方向，但比較明確的是 1000 lux 以上的平日光照，和臨床升高焦慮的較低機率相關，勝算比為 0.55。週末光照則沒有看到同樣關聯。
這不代表「曬太陽可以治療憂鬱或焦慮」。研究是觀察性追蹤，不能證明因果；樣本來自兩所學校，結果不一定能直接套用到台灣每個孩子。光照也可能代表戶外活動、作息規律、運動或家庭支持，這些因素彼此會混在一起。
但它給家長與學校一個低風險提醒：在安全防曬與空污考量下，讓孩子在上學日有固定戶外時間、早上或白天接觸自然光，可能不只是保護視力與睡眠，也和情緒健康有關。若孩子已經明顯憂鬱、焦慮、拒學或有自傷念頭，仍應盡快尋求專業評估。